“小矮凳说书”：85年，苏州评话乡愁这件事
                                                                                        “唐三国”做响做靓——“特定语境中的特定人设”
                                                                                                    蓝二朵
“小矮凳说书”
        人都说：热爱是人类灵魂最伟大的老师，笔者则要说——乡愁才是最难撇舍的心意向往。
最近半年多来，笔者天天都在走进“唐三国”的艺术世界，用心意捧爱着这部150万字之巨、演播时间长达5600分钟的100回苏州评话经典书目，连续着倾听了三轮、点评了三轮、乡愁了三轮。所以能做到每轮2遍、总计听过600回（次）的“坚守不懈”，想来是因为唐耿良先生在做响做靓“特定语境中的特定人设”过程中，把“唐三国”那浓得化不开的苏州评话乡愁，一回又一回，灌注到了听众用心意来热爱着的苏州评话艺术的审美期冀和心意遐想。
        好，那就随着我先来听一听关于“唐三国”尚不遥远却又依稀梦境了的“乡愁故事”吧。
        1934年初夏，13岁的“说书小道童”唐耿良，拜苏州评话“三国”名家唐再良为师去跟跑码头、才刚刚初学了8个月时间的书，他，便应邻居之邀，第一次非正式地“破口”了。于是，“唐三国”就亲切地初演在了“露天书场”的“市面”上。在叫说书先生唐耿良最难忘却的这个夏天“初演季”，“唐三国”永远地开始了它深深萌发和真切情结着乡愁的人生之旅。
        进入21世纪，唐耿良先生晚年清晰地回忆，当时，就在自家院子里，面对着四舍隔壁乡邻——“一只方凳当书台上的半桌，我坐在小矮凳上说书”（唐耿良著《别梦依稀》第17页）。我们今天已经没法再仔细还原“小矮凳说书”的“此情此景”了，可是，“唐三国”却并未中断它用85年时间在一直持续着的“保守”苏州评话乡愁这件事的“世纪性在场”。这一番亲切难去的“在场情境”，以极富文化意义的象征性符号建构，把堪称“苏州评话世纪性乡愁”的“小矮凳说书”话题，定格在了唐耿良先生的故居——苏州桃花坞双荷花池。
        作为“唐三国”故乡一名用心意热爱苏州评话艺术的听众，我分明对“小矮凳说书”情有独钟——因为从1934到2019，这个85年，“唐三国”已然把世纪性的苏州评话乡愁，深深真切地做进了“整个苏州评话艺术的审美血脉和文化种气之中”。
        我愿意想象13岁的“说书小道童”唐耿良，那时，他“小矮凳说书”是调皮着的。我一边想象着他说书时的“调皮劲”，一边就再一次地来在了苏州桃花坞双荷花池那好熟悉的乡愁地。情不自禁地我也“调皮”起来，因为我在“特意”不知何故地穿越向了85年前“小矮凳说书”的情景现场——你阿晓得，我也坐在了“小矮凳”上，面对面听着“说书小道童”唐耿良手拍醒木、大喝一声，听他小小叫的年纪在起了大大叫的爆头：“张飞来——呃——也”。
        快，倷跟我一道来穿越“小矮凳说书”的“在场”吧。倷来听，黑面孔“哇呀呀”的张飞老戆怎么就像煞了一个听上去声音总归还有点“细声细气”的阿戆哥哥呢，倷听，羽扇轻摇“赛过神仙”的诸葛亮也好像一位还没有彻底长大的“少年老成”之辈嚄，倷再来听听看，横行大汉天下“什梗老奸巨猾”的白鼻头奸细曹操却只不过像“奸贼儿童团”里一员小奸呀。
        哟！我这是——我这是坐在“小矮凳”上“咕白”么？咕白，85年前“唐三国”某种雏形年代的幼稚童趣。我这是——我这是在探知对面“坐在小矮凳上说书”的道童唐耿良么？探知，85年来唐耿良先生如何便会“做响做靓”特定语境中的特定人设。我这是——我这是在为“苏州评话乡愁这件事”自问自答么？问答，85年间“小矮凳说书”情怀的前世今生。
        苏州评话，乡愁，非遗，人设——“小矮凳说书”也得与时俱进。沧海桑田，85年，近乎一个世纪的乡愁在场，“小矮凳说书”是否正在把苏州评话乡愁抽象成为了一个文化事件？
        我听到。我听到乡愁的心意指示，所谓“唐三国”的“特定语境”其实不就是人们现在都津津乐道的“非遗”文化留存吗？“唐三国”的“特定语境”就是鲜活文化乡愁在21世纪新时代的新展现，它——存在于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定向成型，原生于苏州评话书目“三国”的创造性衍生，集成在了“唐三国”的“小矮凳说书”情结。
“小矮凳说书”情结已经存在了85年，也许，它所适用的说书语汇乃至于价值“三观”早已沉浮跌宕了好几个轮回，但是，它的“文化保守”保守“非遗”留存的那种原生态语境，却并没有多少令人失望的流失，它的“与时俱进”俱进“时代精神”的那份升华式品性，在得到着跟上时代变迁的进化。一部“唐三国”，85年，“小矮凳说书”的文化意蕴，不仅仅只是依旧形而下地布达在无数苏州评话听众的耳闻感性，应当要看到：它更有着自己存活于形而上境界的人文思想意义。因为“小矮凳说书”情结把许许多多具有恒久人性价值的“非遗”原形原态、原汁原味、原本原义地“保守”为了苏州评话传统声貌的“活化石”，同时，又在有声有色、可触可摸、能进能化地把苏州评话“精气神”进切到其所相对应的时代文化氛围。
        我得到。我得到乡愁的心意启迪，所谓“唐三国”的“特定人设”其实不就是指向了特定书情规定中的“人物魂灵性”吗？“唐三国”中的“人物魂灵性”就是说书家唐耿良对于“三国”书目及其人物进行深入“二度创作”并且真正做到了“青胜于蓝”的民间文化再造。
        我感到。我感到乡愁的心意魅力，所谓“唐三国”的做响做靓“特定语境中的特定人设”其实就是活灵活现地表演苏州评话“三国”长期积淀的“非遗”语境中的“人物魂灵性”，就是绘声绘色地描摹“唐三国”特定语境中“人物魂灵性”的活心理、活状态、活气息，就是亦真亦幻地由“小矮凳说书”情结来做出看得见跃然、摸得着生动、留得住寄托的乡愁告白。
乡愁“唐三国”
        何谓“唐三国”?简言之，即指：苏州评话长篇“三国”书目谱系群中，起始于许文安、完善于唐再良的这一支系，它被已故苏州评话艺术家唐耿良先生独家传承，俗称“唐三国”。
        “唐三国”是苏州评话“非遗”队列中名符其实完整地保留下了传统说书艺术原生态的一部经典作品。在美学意境上，这部长篇评话书目的“理路化、口语化、心理化、内髓化、生活化”独标一格。在20世纪苏州评话乡愁的特定语境中，它通过“说噱谈评演，心尽性情灵”所建构起来的审美蕴涵，把原本民间草根性质的“三国”书情又推向了“书艺与书道”这两个较高的艺术品赏层级。特别要提及的是，“唐三国”以其独门绝活——“唐谈”之亲切的人文感化、“唐评”之精准的文化取值、“唐点”之闪光的艺术灵气，深深地印象在了听众的审美向往、牢牢地留驻在了100回书目的字里行间。这些艺术的独造立足于文化保守和与时俱进的“双边能动”，超越着相对而言还显得比较单薄、偏狭的过往“理味趣细奇”的那一套老旧审美范畴，为苏州评话艺术创拓、建立了一种新鲜有致、更其丰富的审美参照坐标系。
        如上略述，笔者所说的——做响做靓“特定语境中的特定人设”，似乎还不足以概括“唐三国”这部苏州评话经典书目的整个美学内涵。但是，如果从“文化乡愁”这样的审美视角，切入到“唐三国”所营造出的“特定语境中的特定人设”，那么，由于唐耿良先生非但独家“做活”了“三国”书目的一系列主要人物：“活张飞”性情中人、“活诸葛”神仙人物、“活赵云”智勇双全、“活周瑜”偏狭器量、“活鲁肃”敦厚有趣、“活曹操”心机城府等等，而且，笔者察觉“唐三国”对于主要人物的“做活”，进一步达到了“物有其所值当，值有其所附加”的别一种审美境界。换言之，唐耿良先生以“做活”了“三国”主要人物为基础，还“做响”了“唐三国”独特生动的审美气韵，“做靓”了苏州评话艺术的文化乡愁。若要说，一部“唐三国”，一个说书先生唐耿良——所做活了的“三国”主要人物可能真得加起来会比1994年版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由不同电视剧演员所“演活”的主要人物都还要多，那么，其所“做响”了的审美气韵，以其出神入化、叫无数苏州评话听众百听不厌，其所“做靓”了的乡愁寄寓，以其深厚绵长、用艺术辉光照耀和呼唤着21世纪新时代苏州评话的美学诉求。
        你比如，从罗贯中《三国演义》以降，及至1994年版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他们那里塑造的张飞是一个硬汉、莽汉、好汉。对于认真听过“唐三国”的听众来说：苏州评话艺术体系中的张飞何止就只是一个硬汉、莽汉、好汉呢？君不见，“唐三国”说书艺术“乡愁升级版”的“人物魂灵性”，使得书中的张飞更是了一个性情汉子、心理汉子。
        “唐三国”第一位“做活”的，当然是张飞这个性情中人的喜剧形象，这却是电视剧《三国演义》的那个张飞角色所望尘莫及。“唐三国”中的黑面孔张飞靠着说书家“充分表达而尽以情之，性格突出而完以备之”的细表细做，全然被塑造成了一个“食人间之烟火，发人间之脾气，闯人间之大祸”的硬汉、莽汉、好汉、性情汉子、心理汉子。笔者每一回听唐耿良先生说他的张飞角色，都会有一种“心灵最深处情不自禁地在被触动的”审美感悟。因为“唐三国”没有让张飞停留在“傻大黑粗吼他一声，突如其来瞪怒双眼”那样一种“漫画式”图解的较低档次，说书家给了性情中人张飞只有“心理汉子”才必须要具备的“人物魂灵性”。
张飞“心理汉子”的特定人设，也就是所谓的“人物魂灵性”——用通俗的苏州话来说，说书家在张飞的心路历程中动用了“软硬劲”，把苏州评话所特有的文化乡愁意味一遍又一遍地“贴盖”在了张飞的性情之上，然后，再一遍一遍地从张飞的心理内髓中去“剥离”下来，于是“做活”了“这一个”张飞的“唐三国”，便又把文化乡愁的独有情致给做响在了张飞的咋咋呼呼、做靓在了张飞的嘻嘻哈哈，做进了苏州评话艺术的审美铭刻。
        “古城相会”，张飞与关云长“打”，其大打出手，正是张飞行为直截了当的硬汉心理。
        “三闯辕门”，张飞跟诸葛亮“闹”，其大闹出戏，便是张飞性情汉子怒发冲冠的心理。
        “兵败当阳”，张飞和刘皇叔“梦”，其大梦而惊，即是张飞心理汉子情致细腻的心理。
        “单骑救主”，张飞对赵子龙“等”，其大等以爱，就是张飞仁爱加之于人的好汉心理。
        “孔明过江”，张飞向鲁子敬“吓”，其大吓约誓，却是张飞一颗赤子之心的担当心理。
        乡愁是性情温馨，乡愁是心理记忆，乡愁是世世代代血脉相裹的文化包浆。笔者聆听“唐三国”已不下600余回（次）了，差不多也由起初的“盲人摸象”一步又一步地摸进到了“文化乡愁”的界域。原来呢，苏州评话文化乡愁就是要像唐耿良先生那样去摸性情、捉心理、让“傻大黑粗”的喜剧张飞也同样站在了“唐三国”人物之林的最高处。你看，正如余光中诗情画意所言——乡愁是一方小小的邮票，而这方小小的乡愁邮票被收录在了“唐三国”审美意象之中时，一笔一画地已然写上了——特定语境中的特定人设——这种特定的乡愁名号。
        在诸葛亮这个“神仙人物”的特定人设中，苏州评话的江南文化乡愁则显示出了其相当“丰足的人文气场”：它是江南水乡文化随物赋形的那种独特灵气，它是说书先生唐耿良长期修为而致的深厚文化底气，它是一部“唐三国”与江南文化乡愁相与交融了的天人合一之神气。因此，诸葛亮这个“曹操最难对付的神仙人物，说书家最难将就的非喜剧人物”，便在“唐三国”的“特定语境中的特定人设”谱系中，着实具备了“夹花式”的人格存在形态——智慧：既未卜先知、又注重实际，潇洒：既神仙一派、又不脱俗态，超能:既高瞻远瞩、又心细如发，平凡：既一贯战无不胜、又不免临危生变，独到：既超超等特特等、又平平然常常然。所以，哪怕听众还无法直接感觉出“唐三国”中的这一个诸葛亮有着多么“丰富多样”，但是，他们必定能从说书家所设造的文化乡愁中触摸到诸葛亮与自己其实就是那种“自家人态度”的亲近关系，诸葛亮就是如同身边兄弟姐妹那样亲切的一个其人性得到了全面发展的自然人。
看来，乡愁不一定非得是精灵古怪的说道，它，可能只是人性中最平凡了的将心比心。
“曹操人设”谱
        阴，忍，奸，硬，软。唐耿良先生给了他书中的政治人物曹操这样五个方面非常鲜明的“人物魂灵性”。阴。这是曹操贯穿“唐三国”全部书情的人设规定。曹操的人设就是阴暗心理与阴谋性政治思维。忍。小不忍则乱大谋。此乃曹操政治家形象的人设特征。曹操能忍，而且，特别能忍。因此，阴与忍——这样两种普遍性的人设形态，一般而言，应当具有非伦理性的通适意义。奸，硬，软——这三种人设，《华容道》连续两回书目有所集中表现。奸者，曹操为一代奸雄。这是说书、演义等民间文艺的传统共性语境。因为从罗贯中《三国演义》原著之始，刘备“孤穷而高贵正统”，曹操“雄才而祸国殃民”——此种民间政治逻辑，就在一直左右着“三国”文艺的意识形态。硬者，不言而喻，曹操是一个“辣手辣脚”的铁腕人物。软者，说白了，就是曹操的“阴”、“忍”、“奸”一体之综合。唐耿良先生把曹操的“软”真是“做活”到了淋漓尽致——曹操为求生，在华容道跟关公唠起了旧情，这是其“阴”的最软表现；曹操为逃命，在华容道跟部下说尽了软话，这是其“忍”的最软一招；到末了，曹操跟关公“软功”都压轴用尽了，以至于不管不顾、老泪纵横，彻底放下了他曾经故作姿态的“硬架势”，这是其“奸”到了最狡猾而又最软弱的地步。
        说历史故事，“唐三国”并没去遵循历史事实的轨迹。说书家和听众所面对着的是——由文人罗贯中和民间艺人共同精心创作出来的“假曹操”语境，可是，却没有人不相信自己从中耳闻目睹的就是那个“真正的曹操”。于是，“假曹操”特定语境中的曹操“人物魂灵性”，便把苏州评话文化乡愁的审美意绪推置到了说书家和听众所共鸣着的艺术情境。
        你先是听到，苏州评话乡愁这件事——在揭露人性阴谋。从第一回《赠马》直到第十回《过五关》，再包括那些《关十回》书情，曹操对于关公总是抱着“机会主义的态度”。曹操性格的阴险、寡情，主宰了曹、关交往的利害关系。上马敬，下马迎，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金银无数、美女十名，恩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对此，说书家还特意运用曹营重要人物夏侯惇、许褚等人“咬勿落”关公的极为嫉妒之细节，鲜明地比照出了曹操对于关公在特定语境中的那种“尊敬，关心，帮助，爱护”之特定人设。曹操以礼相待的最终目的就是——“以利相吸”，要关公归降曹营，这就成为“唐三国”曹操人设“枇杷叶面孔”的敌友逻辑。那么，这也能算做是“文化乡愁”？当然。“文化乡愁”又哪里只是温情脉脉的一块面纱，“唐三国”警示人们：曹操信奉的虽然只是——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但是，其所作所为的人性价值本身不就是“文化乡愁”时时刻刻都不可或缺的人生方法论之殷鉴吗？这是因为——事物的本质，往往一径会跟当事者毫不留情地玩弄“躲猫猫”，而当你心甘情愿地老是把“虚浮的现象”当作了事物的本质，那么，“文化乡愁”所能够给予你的大概也只会是“镜花水月”一场空，或者真得就是关公“华容放曹”那样一种无法挽回的人生事故。
        你又会听到，苏州评话乡愁这件事——在朦胧人性关怀。《赵十回》，曹操重能爱才，达到了一个政治家可以容忍的最大限度。为此，唐耿良先生说表的层次感和清晰度，都拿捏得精熟老到。像曹操对于关云长“新恩虽重，旧义难忘”的那种容忍，说到底，主要还是体现在了思想和心理层面，毕竟关公“用刀挑袍”等言行并未伤及曹操实体。而赵子龙之所以能够创造——长坂坡横冲曹营、枪挑54员有名上将这样的“古代无敌军事奇迹”，其一大半的责任还在于曹操的“容忍”，正因为曹操一忍再忍、“不要白袍小将的命，只要活捉赵子龙这个人”，在主观上确实体现着曹操重能爱才，可性格上还是曹操“机会主义的态度”在作怪。这也进一步明朗了“阴与忍”就是曹操“人物魂灵性”的心理定型。至此，你大致也朦朦胧胧地在如此意识：“唐三国”中曹操好像还是有所“正能量”的，起码对于赵子龙、曹操是代入了一定“人文关怀”的。且不说，曹操对于赵子龙的“真心”究竟如何，你是不是从“曹操阴忍”中看到——此一时彼一时，心相牵意相连，苏州评话的“文化乡愁”在有一些时候大概就是了某种难以确定其真实情态的心领神会吧，那么，吃准了——你也许会得到心灵感应之最高体验的醍醐灌顶，若是看走了眼——捶胸顿足、痛哭流涕，你向天检讨、祈求上帝，恐怕也为时已晚。
        你还能听到，苏州评话乡愁这件事——在表达人性负面。曹操兵败华容道，一个劲地“求爷爷告奶奶”、恳求关公放一条生路。可是一旦到了关键的节骨眼上，曹操却“高度心理‘活动’，‘轻骨头’了起来”，以致“硬手硬脚”用起了“硬功”，摆出一副关公若是不放生路，就要兵刃相见、拼他个你死我活的“硬架势”来。唉，你是否和笔者一样，明白了人世间还真有狗急了跳墙的——那样一种人性的负面乡愁，它就被叫做——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要反过来说，亦即——君是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若只是一味把“苏州评话乡愁这件事”简单地等同于“美好理想之梦，富贵温柔之乡”，那么，“乡愁”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文精灵——会不会就此真得是要大打折扣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