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长篇评话《伍子胥》

                                                                                                  《姑苏晚报》2020年09月25日 B07版

                                                                                                                    周明华

　　“周明华，你是学评话出身的，你能否发挥你的特长，用评话讲故事的方式讲讲苏州的故事呢？”

　　二十年前，也是金秋，苏州评弹团进京演出，时任中宣部部长的丁关根同志说起，现在的《百家讲坛》很受欢迎，“这不就是专家学者讲历史故事么，评话演员完全能做得到，而且可以讲得更好。”我在旁边聆听，触动很大。
有一天，一位热爱评弹又在高校任职的朋友专门来评弹团找我，说起现在很多大学生，即便是在苏州读了几年书，可是对苏州的历史故事依然无从知晓，他问我，周明华，你是学评话出身的，你“能否发挥你的特长，用评话讲故事的方式讲讲苏州的故事呢？”
受到他的启发，我开始研究苏州的吴地文化。我从三个方面着手：史料、历史留存的遗址、民间传说。司马迁的《史记》中有大量有关吴国历史的记载：《吴太伯世家第一》《孙武列传》《伍子胥列传》《刺客专诸列传》等等，这些都是发生在姑苏大地的重大历史事件。另外，在《左传》《越绝书》《吴越春秋》《东周列国志》《苏州史鉴》《苏州地方志》《话本苏州简史》等处，也都有吴国历史故事的记载。
2006年6月，我带着电脑，开始用评话风格开讲《吴史春秋》。从泰伯奔吴三让王位开始，到无锡梅村建立吴国。吴泰伯修水利，兴农耕，授蚕桑，传周礼把中原文明带到江南荆蛮之地，长达600年的吴国历史跌宕起伏精彩纷呈。吴地历史故事第一次走进了苏州诸多大学。因为是面对学生，我坚持“以史料为依据，适当艺术加工”的原则举办讲座，后来就把讲座命名为“吴史春秋”。
2015年2月，我离开了工作了50年的苏州评弹团。退休后做些什么呢？我决定编书。长期以来，苏州评话的新编书目十分匮乏，各地书场观众纷纷抱怨，为啥没有新书目进场？团内演出业务科安排演出场地的时候总是很伤脑筋，传统书目太熟太烂了，新编书目太少了。这时我头脑里涌现出一个强烈的念头：何不把《吴史春秋》讲座改编为评话呢？
但是要把讲座改编为评话不是一句话可以办到的。一开始我到农村书场演《吴史春秋》，农村的阿爹好婆纷纷反映听不懂。第一天有一百多位听众，第二天只剩四五十人。第三天，一位老听众来敲休息室的门：“周先生，大家都反映听不懂，今天能否换书目？”但是回到城区演出，听众反馈却很好，“周先生，你是学者型说书先生，有深度，有价值，我们喜欢听你的分析！”听到不同听众对此书贬褒不一，当时内心很矛盾——确实，大部分听众是不接受大量史料，以及琐碎考证说明的。我想来想去，讲座和说书还是不一样的，讲座带有学术味道，一定要以真实性、历史性、知识性为前提条件。然而书场不是课堂，听众不是学生，艺术与学术是两码事。就好比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与陈寿的《三国志》是有明显区别的。
评话是口头艺术，评话艺术首先要塑造人物形象，从讲座转换到书目，必须进行适当艺术加工，增强可听性。那段时间我看了很多文艺作品：京剧《伍子胥》《楚宫恨》《刺王僚》，昆曲《浣沙女》……看着看着，我突然抓住一个核心人物：伍子胥。我想，吴国的故事就应该在伍子胥的身上展开，在不违背历史原则的基础上适当加工。
听说了我的计划之后，老同事老朋友纷纷发来鼓励。评弹老艺人杨玉麟先生跟我讲，“小周，千万要坚持呀！它肯定能成为一部新编历史评话。”金声伯先生则打来电话：“小周到我家来，有事情。”我去后，金老师拿出一张剪报，上面正好登载了关于伍子胥内容，他觉得我的书里可以用。
退休后我为自己设定了五年三步的目标：第一步，把长篇评话《伍子胥》搬上书坛；第二步，争取完成电视台录像；第三步，争取能将评话《伍子胥》一书出版，为后代留一点东西。2015年3月以来，我先后去了上海、杭州、无锡、常州、常熟、江阴、太仓、张家港、昆山、吴江等地70余所书场（15场一档期），到疫情前为止，一共演了一千多场。2018年3月，苏州电视书场录制了40回长篇评话《伍子胥》，它在当年电视书场播放创下当年收视率新高，受到广大电视观众喜爱和好评。到了出书环节，很吃力很痛苦，一稿二稿三稿，改稿期间甚至想放弃出版了。后来在苏州市文联的支持下，总计33万字的《苏州评话：伍子胥》终于在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